时任大兴安岭地区常务副专员的张举，事发后第一时间赶赴火场，他的回忆对我们了解全貌更有帮助。他回忆说，“5月7日下午5点多钟，我在大兴安岭地区首府所在地——加格达奇招待省里来的客人，当时的地区专员邱兴亚就告诉我，漠河的火着大了。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家里电话响了，让我赶紧去地区防火指挥部。这时候，与漠河的电话通讯已经断了，只有靠电台联络。电台那边直嚷，刮起了14级风！漠河全城覆灭！

14级风！天知道那是什么样的风。很显然，漠河那边的人已经全乱套了。当时我们就决定要赶往漠河。从加格达奇到漠河坐火车要12个小时，坐汽车差不多也得十三四个小时。赶紧调了一架直升机，我和邱兴亚等9人坐上直升机就往漠河飞——那是早上5点多钟，也就是8日的早上了。飞机还没到塔河，空中就遇到一大片烟雾。飞行员不敢开了，我们命令他强行穿过烟雾，来到塔河上空，但烟雾让能见度变得非常差，飞机无法降落，在盘旋中还差点撞上山。

我们只好往回飞。地面上的人看见飞机绕圈，也知道是地区领导来了，就派了汽车追我们。飞机飞出烟雾圈落下，我们又改乘追上来的汽车向塔河县城走，但还是被呛人的烟雾挡在了县城外面，这时已经是早上七八点钟了。

这时候，我们遇上了同样被挡在塔河城外的大兴安岭军分区司令员、政委，还有加格达奇铁路分局的局长。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坐上一个火车头，只挂一节车厢，向塔河县里冲。沿途都已经能够看到明火了。到了塔河县见到了那里的领导，了解了一些情况。邱专员和军分区司令、政委要留下来组织保卫塔河，决定由我带着几个人继续向漠河冲。

我们的汽车开到阿木尔，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整个镇子里一片漆黑，只有一堆木垛‘忽啦，忽啦’地闪着炭火。

我们那些人，不知去过阿木尔多少次，可是那天晚上，我们谁也找不到路。好不容易摸到林业局被烧塌的办公楼前，刚好碰见局长、书记两人从火场回来，不知从哪里弄了两支蜡烛点着了照着亮，垂头丧气，人整个都木了，只会机械地回答我们的问话。‘怎么样？’‘着了。’“‘死人没有？’ ‘死了。’‘死了多少？’ ‘不知道。’

直到那时，我们才开始真正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那两人不知从哪里找到两个打碎了的半拉碗，倒了点凉水给我们喝。我们没心思喝，赶紧上车又继续向漠河开。

到了漠河，已经是早上四五点钟，天已经亮了，这时候就看清了，整个漠河县城成了废墟，只剩下一片烟囱直立着，还有两座楼没倒，孤零零地竖着，就像一片坟场一样。”

这就是后来被称作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的那场大火，在1987年5月7日之夜闯下登峰造极的大祸。此后，成片的火龙以人力难以抗拒之势，继续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中肆虐奔腾。5.8万多解放军官兵、森林警察和群众被紧急动员起来参加扑火。其间，经过军民殊死搏斗，在塔河县城附近成功打出了数十公里长的隔离带，取得了“塔河保卫战”可歌可泣的胜利。

然而，大自然一旦被激怒，人的力量在它面前十分渺小。虽然军民们在打造隔离带、控制火势方面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保下了许多重点目标，但仅凭人力，要扑灭那样的森林大火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大火一直烧了28天，到6月2日才算全部熄灭。

“大火最后熄灭，是天力和人力结合的结果。5月下旬，这个地区的雨季到了，加上人工降雨，趁着大雨把火势减弱，战士们赶紧扑上去打火，把火彻底摁住。战士们非常英勇，灭火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要是没有雨，那样的火谁也靠不上去，烤也烤化了。”张举这样告诉记者。据统计，“五·六”大火火场总面积为1.7万平方公里，约占大兴安岭地区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森林受害面积达101万公顷，间接经济损失达69.13亿元，受灾群众5万多人，211人在大火中丧生。

“谁也没想到”但灾难却发生了。在抗击灾难的同时，人们自然还会想到追究灾难的责任。“五·六”火灾过后，当时的林业部部长、大兴安岭地区专员、漠河县县长从上到下全被撤了职。更有很多人受到轻重不一的各种处分，还有一些人受到了刑事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