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是一定要有人来承担的。然而20年后新华社记者赶赴哈尔滨、加格达奇、漠河采访一些当事人，回顾当年的历史，得来的感受是，当年那场大火，很难用哪些人个人的责任来描述。除去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以外，20年前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社会管理水平，对森林火灾严重性认识的普遍不足，这些综合因素是灾难发生更重要的原因。

1987年，改革开放还不到十年，“总的来说，国家还是穷啊。”张举这样说。在森林防火方面，虽然各级政府也是十分重视，但资金投入还是远远不够。这样不但造成防火硬件设施不足，防火社会管理水平也相对低下。

“五·六”大火的起火点事后认定有五个，都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最重要的起火点在古莲林场，直接肇事者叫汪玉峰，是到林场干活刚刚13天的一个河北农民。他启动割灌机引燃了地上的汽油，割灌机也着了，当时如果他脱下大衣一捂，火就可能被扑灭，可汪玉峰却拖着机器跑了七八米，等他叫人来时，火已经着大了。另外四个起火点，都是野外吸烟造成的，而这其中又有三处都是没有经验的外乡人所为。“企业管理混乱，规章制度废弛，职工纪律松懈，违反操作规程，违章作业。”这是当时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和处理情况的汇报》中，分析火灾原因的重要一条。

张举告诉记者，当时通向山里的各条道路也设有哨卡，但对比今天，巡护人力是远远不够的。大兴安岭这块地方，从来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类人——采药的、捕猎的、偷伐木材的，现在叫“流动人口”，过去叫“盲流”。他们漫山遍野地往林子里钻，在里面搭上窝棚就住下，管也管不过来。

张举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次，一个外来猎户在野外遭遇一只棕熊，双方距离太近了，猎户开枪打中了棕熊，棕熊同时也扑上来狠狠一巴掌击中了猎户的脑袋。两个都昏了过去躺在地上。猎户慢慢醒过来以后，却怎么也动不了，他害怕棕熊醒过来还会伤害他，只好把打火机摸出来点着了周围的草——用火来报警！瞭望塔发现火情后，联系来直升机扑火，才发现了这个猎户，把他救走了。这个事情最后也无法追究责任，只能不了了之。

社会管理也是要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的，可是以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还做不到这一点。

防火的硬件设施更是落后。陈俊生的《汇报》中就提到，全大兴安岭地区面积达8.46万平方公里，火情瞭望塔却只有31个，风力灭火机只有301台。林区道路很少，防火隔离带也很少，着了火就连成一片。按张举的说法，河流上没有桥，有时眼瞅着对岸着火，就是干着急过不去。打火人员上山打火，就是拿着两个咸菜疙瘩，背着一口袋饼干。

漠河县森林消防大队队长的郭喜军，当年是漠河县护林中队副中队长。这个中队最高峰时有105人，又管林政，又管防火，所谓林政，主要就是管那些偷伐木材的人。而就是这样一支身兼双职的中队，是漠河当时唯一的一支专业森林灭火队伍。漠河县原有的一支拥有76人的森警队伍，在火灾发生前两个月被撤销了。

护林中队里设有一支30人的快速扑火队，郭喜军兼任队长。当时他们没有一台风力灭火机，唯一的灭火工具就是所谓的“二号工具”。记者在漠河特意看了这种“二号工具”——就像我们常用的拖把，只不过上面绑的不是布条，而是橡胶条。

郭喜军告诉记者，1987年5月6日下午两点多钟，他们通过电台得知古莲林场着火了——那个电台就是部队上淘汰下来的最老式的无线电台，又笨又重，连背在身上都不行。他带着30人的快速扑火队，在下午3点钟左右赶到了火场，已经有不少老百姓在用树条子打火了。“那个火要是放到现在，我们有200多人的灭火队伍，有那么多风力灭火机，有那么好的消防车、水泵、水枪，还有森警大队的支援，不出一两个时辰，也就被彻底打灭了。”郭喜军说。

从6日下午着火，到7日下午起大风，其实老天给人们留下了足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如果气象部门能够早一点预报到大风，及时发出警告，也许人们可以投入更大的力量赶在风起之前把火扑灭。张举说:“没有人预报出那场大风。”

大火无情，火灾背后，往往有太多的隐患。火灾如何预防，发生火灾时如何应对，火灾发生后有哪些注意，一场大火，让很多人感慨。灾难已经过去，但不断警醒，从过去的灾难中发现问题，提醒今天，让类似的灾难不再重演，也成为我们今天关注应急的价值。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为您讲述大兴安岭5.6火灾纪实第二集，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希望所有人远离火灾，平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