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9岁的王晓芸之死，母亲杨翠英泪流满面：每天放学，王晓芸的爷爷总是按时去学校接孙女回家，这天一切照旧。爷爷王金余领着孙女回家，途经华联超市，刚走到超市门口，突然一声巨响，顿时火光冲天，烟雾弥漫，飞机爆炸了！超市的房屋倒塌了！可怜的王晓芸还来不及叫出一声就被压在倒塌的房屋底下，不见了人影。爷爷王金余被飞来的瓦片石块击中，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安徽籍死难者周圣宝的弟弟回忆说，他们一共兄弟3个，都从安徽到上海打工。当天他们兄弟3个和他称作高老板(有就是死者高顺良)的人在一起。这天，他们在路上植树，后来下雨了，他们4个人就在路旁墙边躲雨。突然，他们看见一架巨型飞机飞得极低，直向他们这个方向冲出过来。“哇！飞机掉下……”不知是谁大喊一声。话还没说完，只听一声巨响，他和二哥马上趴在了地上，高老板慌乱之际向一边跑去，还没跑几步，就看到高老板被飞机强大的气流卷了起来，再摔到地下，马上断了气。周圣宝也没趴下，胳膊和腿都断了，头部被飞来的碎片击中，也当场死亡。更让他们惊魂不定的是只见一位年纪只有七八岁的小女孩满身是火，被气流高高卷起，重重地摔在了离他几步远的地方，一会儿就烧焦了。他和他二哥都是腿部被碎片刮伤，他二哥还腿部骨折。

但让死者家人没有想到的是，在赔偿方面，韩国方面竟然出现了歧视。对3名韩国机组人员的赔偿是多少？韩方一直不肯透露。有人估计在60—100万元美金。对5名中国人该如何赔？韩方先是委托上海东方航空公司全权处理此事。东方航空拟了个方案：“按照中国政府1993年《国内航空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每位旅客可获赔7万元人民币，考虑到这次是国际之间的赔偿，7万元乘以3倍是21万元，21万元再乘以3倍是63万元，就从63万元谈起。”方案报到韩国，韩方大为恼火，认为如按中国的法律赔，中国公民顶多也就值10万元。于是撤销了东方航空的代理资格，另委托上海一家律师所办理此案。

大韩公司徐副总裁亲临上海“督战”。以7万元人民币起价，最后谈到30万僵住了。谈判中，家属们问如别国的飞机掉在韩国砸死韩国人该赔多少？韩方说以前也遇到过同类案例，每位大人约赔360万元人民币，每位小孩赔260万元人民币。有居民当场做了笔录，韩方在这段谈话笔录上签了字。

30万元再往上谈怎么也谈不下去了。

又一轮谈判，双方律师参加，赔偿标的增加到40万元。

再一轮谈判，不仅双方律师参加，连区政府也参加，标的增加到52.5万元。征求5位死者家属的意见，姓周的安徽人的家属同意了，当场签下合同，领到现金后他们即回安徽去了。

另4位上海人家属，经讨论后一致决定还是不能接受此方案，认为韩方这样的赔偿是带有歧视性的。韩方说：“一分也不会再增加了！接下去只有打官司。如打官司，他们将撤回52.5万元的承诺。请中国法官按中国法律判，顶多只能判10万元，到时候别后悔！”

4位家属经再次讨论后表态：“打！坚决打这场官司！不光为钱，为的是要外国人今后在中国的领空更加小心地驾驶飞机，为中国人争这口气！”4位家属向中方律师写下承诺：“无论判决结果是高于52.5万元或低于52.5万元，决不怪罪于律师！”

涉外航空赔偿纠纷是本案不争的事实，1999年6月9日受害者家属提起诉讼，每位原告要求赔357万元。

从4月15日至7月中旬90余天，死者尸体尚未火化。中方律师请求法院判定韩方先支付每位家属30万元，用于火化尸体处理善后等事。起先韩方不同意，不肯出具“死亡原因是由于韩方飞机造成的”之死亡原因确认书。1999年7月20日，法院裁定韩方先支付每位原告5万元人民币。随后，韩方迫于舆论压力，出具了“死亡原因是由韩国飞机造成的”之死因确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