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想作为一个专业的心理专家，您在奔赴灾区之前，自己的心里一定也有很多的顾虑，因为在那样的一个场景之下，对于一个人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那您当时给自己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呢？
付：我认为每个人其实在汶川地震都有创伤，我们从小的成长经历会让我在某年某月某时会看到一些哀伤的自我处理，看到其他哀伤的一些呈现，当汶川地震发生以后，这么大的一个创伤场面，其实让我们每个国人是心痛的，尤其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奔赴灾区以后，其实调动我们很多国人的慈悲之心，我们愿意承担一份责任去奔赴灾区，就我们作为急诊科医生或者作为心理医生而言，其实我们在平常也面对一些创伤体验，但是我们愿意用我们的方法更好的去用到老百姓身上，或者是帮扶他们，但是是不是我做好准备了？我的确不知道，第一我不知道我未来面对什么？第二我也不知道此时此刻是否做好准备？但是我们尝试着去看一些书籍，尝试着看一些国外影像资料，尝试了解我们创伤以后体验的一些，尤其是灾后创伤体验的一些相关资料，尽可能的去丰满自己的一些知识，尝试着再去做一些工作，具体做什么确实谁都不知道，因为中国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地震。
主持人：只能说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好万全的准备，那像您刚才说的5月份，其实救灾还是在一个冲刺的阶段，当时是怎么挺进的灾区呢？
付：第一个确实，我们在大的灾难以后，我们首先是安置，安置至关重要，因为老百姓最起码他的生理需求，他的安全需求要得到保障，比如说吃喝拉撒睡，比如说他的住所，这是第一个。但是安心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安心能让居民内心安定下来，让他创伤体验减少，第一时间我是先到的成都，到了成都以后，我第一站实际不是到的北川，虽然我在北川工作六年半的时间，更多的我到了德阳人民医院，当时我面对的场景就是所有医院里，院子里都是帐篷，很多病人住在帐篷里输液，而不是在病房里，因为病房已经爆满，正在大面积的去转移病人到全国各地，做第二次治疗，第三次治疗，其实所有的这个家属是在医院门口静坐，我说的静坐不是跟政府搞好干群关系，因为他要等待他的家人是不是能存活下来？他等待他的家人是不是发生情感的连接？甚至再处理我们丧失亲人的一些善后工作，当时这个场景再回忆起来还是非常非常让人心痛的。
主持人：他们可能其实自己心里也处在一个既焦急又空白的状态，第一他们知道亲人陷入到了那样一个危机之中，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好像并不能在这么大的灾难面前做些什么，所以像您刚才描述的这种场景，有些人就会想，您看很多在生理上有创伤的病人，可能连病床都没有，只能在帐篷里输液，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必要把心理的疏导摆在这么靠前的位置吗？您会怎么驳斥这种观点？
付：我刚才已经简单讲了讲，就是安置安心，因为重大创伤以后，我们人会出现一系列的反应，首先就是恐惧，恐惧非常非常严重，第二个就是愤怒，很多老百姓感觉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朋友当时开车让我去做什么事情，结果半路发生地震了，结果朋友就丢失了，或者是让自己受到伤害了，有的原因就是，好比有些家人，他本来是今天不想让孩子上幼儿园，结果爱人说上幼儿园去，结果去了以后就丧失在学校了，这种随着时间愤怒感非常强。第三个就是他的内疚感，他感觉所有的事情好像他造成的，要没有他很多原因，他的孩子不可能死亡，这种愤怒，内疚，这种恐惧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还一个就是，有的出现非常严重的生理化反应，比如说八岁的孩子不尿床开始尿床了，一般都是两三岁的孩子尿床，有的成人本来就是很坚强，此时此刻一直在哭泣，有的可能睡眠不好，失眠多梦，这种症状慢慢会呈现出来，这个在七天之内，这个症状是正常的，但是很多老百姓他不知道此时此刻的症状是正常的。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半年以后这种症状会缓解，他也不知道这个症状到底持续多长时间？当不知道的时候，他每天就会有些不同的情绪会出现，这种情绪假如说不加以治疗，要持续不去做心理方面的干预，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临床有一个名词叫PTSD，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症，这种症状在一个月以后假如还出现满脑子的闪回，就是他老浮现出地震场景，第二个就是惊厥，外头树叶一晃他就站起来往外跑，他感觉害怕，还一个就是你一谈地震，一谈灾难，他就说不要谈了，这个事情过去一个月了，不要再描述了，一直持续。然后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可能伴随一生。假如没有心理学的干预，有可能他出现替代性或者代替性创伤。
主持人：相当于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了，像当时我们国家提出来宗旨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震救灾，这个心，如果说每个人的心都面对这么大创伤的话，显然在灾区在前线这样的工作是不能开展的，那么您当时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患者或者说是帮助的对象。
付：其实整个汶川地震将近有十多万，就是我们国人去世，我们有两三百万的人处于一个创伤当中，就我而言可能做了很多，你的力量再大，再有能力去帮助这些患者，也不可能覆盖这么大的人群，当然我们会调动全世界的，或者全国的国内外专家以及心理援助工作者，其实遇见的案例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在北川一个妈妈，她的孩子等于是高二，中午地震以后一下子去世了，这种去世对她是非常大的伤痛，这种伤痛一下子把她童年很多这种创伤经历会调动起来，她感觉此时此刻我只有死陪孩子，才能有意义。因为我要不死，我就感觉我的孩子很孤单在地下，我如何不让他在地下孤单？只有我陪他才可以，她每天就是一个字，死。如何死？任何人帮不了她，她有丈夫，她有朋友，但是说服不了她，这种案例很多，但是我们会在这个期间，第一要有经验的志愿者去帮助她，尽量叫她表达情绪，认真聆听她的故事，我们会问她，你如此爱你的女儿，你讲一讲你女儿在生活当中带来哪些快乐？她就会慢慢去讲，然后我们跟她交流当中再看她，当伤亡以后你还有什么事情给女儿去做？她会讲我如何如何帮她去完成一些心愿？比如她喜欢弹钢琴，或者是喜欢音乐，我们就会尝试给她这种乐器，让她去，就是在过程当中让她弹奏一些她孩子的东西，她慢慢创伤会抚慰一些，有的确实，这样下去，她的创伤一直存在。后期我们志愿者怎么办？我们安排他在社会工作，鼓励他走出板房，走出帐篷，跟我们志愿者在一起工作一段时间，更好的知道她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别人会给她掌声，这种掌声会让她慢慢感觉到她有价值，要不她一直沉浸在她丧失女儿的悲痛当中，她就无法更好的去修复她的创伤，我们引进一个社会支持系统，同时参与社会工作，让她在社会工作当中体现她的价值，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来访者慢慢会走出这个困境的心理悲伤，更好的去面对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