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他是一个来访者，那有没有一些他其实自身是陷入了很严重的创伤，但是他很抗拒这样的心理上的帮助呢？
付：对，肯定这种例子很多了，比如说我接触一个爸爸，他三天不吃不喝，然后我屡屡从他帐篷边过，有一天我尝试着想跟他谈一谈，我说大哥你三天没有吃喝了，他说是，我说我姓付，他说我一直看到你从我帐篷路过，确实我没有心情吃饭，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我的女儿在楼板下待了三天两夜，但是消防官兵没有办法把她救出来，因为石板太厚了，压的太深了，消防官兵只能用输液管把这个水伸下去，让她去喝，但是两天过去了还是救不上来，女儿最后给他说了一句话，说爸爸，假如你把我救出来，你老了以后我好好孝敬你，当一个父亲听到那么一句话，那是一个什么感受？最着时间推移，女儿的声音慢慢消失，女儿去世了，他此时此刻他就一直沉浸在悲痛当中，他不需要别人打扰他的生活，他根本就不需要别人去帮他，因为他的价值感丢了，他的自尊感丢了，对他来说天塌了，他没有办法，他只能说我只有死，不需要任何人打扰我，心理学根本帮不了我，心理学能了解我吗？你们能了解我的痛吗？像这种人就是抵抗，像这类群众，或者叫灾区群众其实并不在少数，很多很多，但是这个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就是陪伴，听他讲他每天的故事就OK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心理学有个名词叫聆听就是共享，倾诉就是治疗。
主持人：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些方法，一些是既有的经验，一些可能是到了灾区之后才有的一些发现和体会，那我就特别好奇，在汶川地震之前，国内对于创伤之后这种心理学的干预有没有相应的研究？或者这个研究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付：其实我们在中国将近有90年的历史心理学，但是整体下来我们还是以基础研究为主，但是我们可能面对这样灾后创伤，经验比较少，第二相关研究也比较少，我们更多的可能一些车祸，还有暴力创伤研究比较多，或者这种类似的亲人亡故，就是正常的亲人亡故比较多，甚至老年人丧失比较多，但是像这种重大灾难的创伤还比较少，尤其面对PTSD的创伤比较少，这是我们目前，就我们目前中国的临床方法来说也是比较少，我们刚才表达了，因为基础研究偏多，但是我们临床心理偏少，所以我们没有专业的人，心理学人去面对那么大的灾难，这是我们目前欠缺的，其实到此时此刻，我们这一块还不是特别成熟比发达国家而言。
主持人：这是不是跟中国人的情感相对含蓄有关系？我身边的朋友可能本身他们会自觉自己有一些心理上的疾病或者是一些问题，但是他们肯定不会选择找专业的心理医生，或者寻求专业的心理援助，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也导致了国内这方面临床的发展受限呢？
付：第一个我认为你谈到了文化，其实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做事情比较中庸，我们可能在面对重大创伤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不想表达，但是这是一方面，核心方面还是说我们中国临床心理学发展比较晚，不如西方快，这是对我们整个心理学的一个体制，学校的评价体制有很大关系，这是第一个表达的。第二个表达的呢，非常高兴你能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做心理学就是做文化，因为我们中国有这么广阔的土地，那么多民族，他的文化差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灾区过程当中也会用一些西方的方法，然后结合当地的文化去做一些心理援助工作，其实我们个人认为中国对汶川地震以后，才是中国第一个临床心理学的元年，其实以前我们对这方面欠缺，但是老百姓可能都不知道心理学是什么？有的认为心理学是算命的，算卦的，所以说我们对心理学普及还是不够。第三个层面就是我们老百姓当面对创伤的时候，其实他是无助的，他是弱势群体，他没能力去找咨询师，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心理援助，而不叫做心理咨询？也不叫心理治疗。援助就是要主动到他家里去，中国有很多农村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他是背着药包千家万户，我们大医生他是在病房里等着来访者，我们经常称心理援助叫行医，然后心理咨询叫坐诊，对吧？我们在重大创伤面前，群体创伤面前，不是所有的老百姓去愿意表达自己的心声，而是我们心理学人要主动走到我们弱势群体当中去，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他的创伤体验，目前就是三个元素，我认为可能造成刚才说的含蓄以外，文化含蓄以外，还有我们整个创伤体验的表现，他也很难主动去求医。
主持人：像您刚才说的，其实不止是灾后心理学，包括国内很多应急方面的专业，我想都是从2008年的5月12号开始找到了自己奋斗和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个大的问题，那么刚才您也说了心理学普及问题，那当时在汶川有很多的心理志愿者来帮助您，那怎么来让这些专业或者是非专业的心理志愿者能够圆满的完成这个任务呢？让他们不犯那么多的错误。
付：这是一个大的话题，也是比较难回答的一个话题，因为刚才表达了，因为我们前期临床心理学比较少，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愿意去汇集国内外的资源，尤其日本，台湾，很多这种一线的专家，经过大灾大难的临床心理学家给我们开展一些奔赴灾区以前志愿者的一些培训工作，就是他没有到灾区我们提前要做一些培训，第二个我们是在灾区大量做一些科普工作，比如说我们通过广播，在板房里，在帐篷里，通过广播叫他们知道灾后心理创伤的一些表现，当他知道表现以后他就不害怕了，因为他对未知害怕，对已知他就自己去修复。第二我们通过一些手册，科普手册，叫心理健康自助手册，或者叫灾后心理创伤自助手册，让他拿着书本会看，尤其儿童，我通过画册的形式去来帮助他做一些修复创伤。第三个会做一些，我们当时叫小帐篷，就是对灾区的老百姓做一些心理评估跟访谈，我们有专业的心理治疗，要是一般性问题的人，我们可以找一些心理辅导员或者志愿者去帮助。第三个我们会通过一些，比如说学校组织一些老师培训，让老师学会相应技能去帮助他每天给孩子，更好的去处理孩子的情绪，处理孩子的哀伤，因为孩子很多是孤儿，他们有很多情绪，老师假如不了解，他有可能认为这个孩子不听话，调皮捣蛋，但是假如老师了解一般心理创伤的体验以后，他就更好的发现孩子的问题或处理孩子的情绪，帮助孩子把创伤修复，我们基本上第一通过一些广播，第二自主手册，第三个可能专业的治疗师，还一个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社会工作者，我们希望社工更多的挖掘社区的一些相关资源，挖掘每家每户的一些资源，挖掘个体的资源，让他建立一个稳定的情感归属的生态链，这个生态链让他知道，虽然我的亲人去世了，但是我们还有旁边的大哥，还有旁边的大叔，他们之间是有困难相互帮扶的，这种帮扶在当下那个时间段里力量是无限的，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国家应急广播高速加油站正在播出，修奇今天邀请中科院心理所心理援助北川站副站长付春胜，故事正在讲述，半点过后精彩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