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抗击非典，有人说这是工作公共卫生事业迈步一跃，转折之后转变开始。

SARS是给上至中央，小到老百姓，包括我们的队伍，公共卫生队伍和医院，各个部门，上的一堂非常生动的公共卫生课，以后搞公共卫生的话，理论就提出政策预防，政府是主体，这个预防效果非常大的，政府出面的话，那么这个决策者和公共卫生专家直接挂钩了，把公共卫生专家意见变成行政决策。

记者：但是曾光并不认可把非典看成是中国公众的公共卫生启蒙课，他认为国人的公共卫生意识早就萌芽，尽管大部分人并不使用公共卫生这个说法。

中国能率先消灭天花，比世界消灭天花早了十多年呢，那方面的成绩很大，可以说就在那时候把我们期望寿命大大提高了，公共卫生意识开始了。

记者：曾光开始流行病学研究是1982年，他从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生毕业之后，那时条件十分简陋，各地疫情数据的整理报送都很慢，1984年曾光参加全国疫情会议，他看到的是一场算盘大会。

那时候美国都已经计算机联网了，我们还打算盘呢，带着算盘来加疫情，横着加竖着加，按月份加各方面，按年龄加，都加的合适了，散会，就是我们只能发月报，月报靠邮寄，所以上头的话接受我们疫情的话差不多得一个半月。

记者：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中国开始实施了儿童计划免疫等公共卫生措施，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也很快得到了有效控制，1989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出台，曾光认为通过近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非典，汶川地震次生灾害预防等公共卫生事件的考验，中国的公共卫生进入了新阶段，信息更加透明，城乡居民享受公共卫生服务更公开更公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有了严格的制度规范，甚至公共卫生的成功经验也推广到了各行各业。

开始抓公共卫生建设了，几乎都有防疫站，现在疾控中心全都组建了，各级，包括中央省地市都建设了，大量的投资，比如说我们的话搞医院，公共卫生要做医院，国务院就看到了，那时候就找我们，说光公共卫生医院不够，国务院管这么多部门，都需要医院，建立一百多个医院。

记者：比照2003年的非典，这些年公共卫生领域的成绩显而易见，不过曾光还是不满意，比如他坚持认为我们对公共卫生的公益性强调的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