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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阪神大地震3

2019-02-05 01:30-02:00 责编:吴恪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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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我是百宁。2011年3月11日,被称为黑色311,日本东北部海域爆发了一场大地震。电力不足、供应链中断、放射性物质扩散……严峻的现实不仅考验着日本,而且,如何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应对自然灾害,值得全人类进行深刻地反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门介绍这次地震的书籍《黑色311—日本大地震与危机应对》,对这次灾难做了详细记录,也分析了其中我们需要借鉴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就和您聊聊日本阪神大地震,第3集。

2011年3月11日晚6点35分,基于防灾工作计划中“核灾害部队负责人立即准备派遭”的相关规定,陆上自卫队朝霞驻地的中央快速反应部队110人和防化车4台整装待发。晚6点42分,政府向宫城县派出调查团。随着核泄漏事态的恶化,晚上7点3分,政府基于《原子能灾害特别措施法》发布《原子能紧急事态宣言》。晚7点9分,召开原子能安全对策总部会议。核电站周围居民的避难半径,很快由2公里扩大到10公里、20公里。灾害空前,人命关天。事实上,福岛县政府已经抢在中央政府之前,要求周围居民避难。

应急医疗队的建设,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为了应对大范围的灾害,日本政府在各地建立了“灾害派遣医疗小组”。“3·11”大地震发生后,厚生劳动省于11日当天即命令各地的“灾害派遣医疗小组”火速赶往宫城、福岛、岩手和茨城等灾区。国立医院机构灾害医疗中心装载医药用品的车辆,也驶向福岛和茨城的灾害定点医院。日本红十字会也向宫城县派出了救护队。

此外,接受外国支援亦是抗震救灾的重要一环。到地震发生第二天即2011年3月12日下午4点,中国、美国、德国、韩国、俄罗斯等56个国家或地区提出对日进行人员或物资的支援。截至地震发生第三天的13日,中国、美国、韩国等9个国家派遣的救援队已经抵达日本,包括中国救援队在内,本次大部分救援队都是初次在日本开展救援活动。

随着地震受灾信息的披露和福岛核电站危机的发展,首相菅直人调整人事、增加有关人员,充实“官邸主导体制”,并且组建“第二意见咨询组织”,以应对核泄漏危机和地震救灾。在支援受灾者方面,2011年3月13,政府设立电力供给紧急对策总部,营直人任命行政改革大臣莲舫兼任节电大臣,应对电力不足的状况;同时任命众议员过元清美担任首相辅佐官,负责志愿者的救灾活动。2011年3月17日,再次起用原官房长官仙谷由人为官房副长官,整体负责支援灾区生活。在核泄漏管理方面,菅直人让首相辅佐官细野豪志负责首相官邸与东京电力的联络。另外,2011年3月26日,又起用原国土交通大臣马渊澄夫担任首相辅佐官,共同处理核泄漏事件。

鉴于地震、海啸损失规模严重和核泄漏的危险性,菅直人临时增加内阁官房参与,组建“第二意见智囊团”。2011年3月16日,菅直人首先任命东京大学放射学专业的小佐古敏庄教授担任内阁官房参与;20日,又任命北陆尖端科技大学信息处理方面的专家日比野靖教授和防卫大学危机管理专业的山口升教授出任内阁官房参与;22、28日,又先后任命了母校为东京工业大学原子能工业专业的有富正宪教授、斋藤正树教授以及多摩大学田坂广志教授出任内阁官房参与,任命了原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院长、东海大学国际教育中心教授广濑研吉出任内阁府参与。

如何临危不惧,从容指挥,做出决断,是对身负重任的政治家的能力和智慧的检验。地震发生后,信息渠道并不通畅,有关福岛核电站的状况,一直处于不明朗的状态。日本举国上下都在密切关注着地震后核危机的发展状况,混乱与不安的心情笼罩着日本列岛。震后第二天即2011年3月12日的清晨点多,菅直人首相在内阁府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班目春树的陪同下,乘坐自卫队直升机前往地震一线,视察了福岛第一核电站。作为监督原子能发电安全机构的最高责任人,班目在飞机上告诉菅直人:“核电站没问题,从构造上讲不会爆炸。”然而,当天下午3点半左右,核电站就发生了爆炸。

就菅直人首相视察核电站一事,在野党和部分人士批判其在核泄漏初期对应失当,贻误时机。事实上,在2011年3月12日凌晨1点半,政府就向东电下达了排气的指令。而另一方面,上午约7点10分,菅直人一行抵达核电站,视察50余分钟之后离开。东电着手排气,是在菅直人首相离开后的9点多。

在2011年3月29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菅直人进行了灾后第一次国会答辩。有人责问:“据说在反应堆芯有可能熔化必须及早排气的紧迫情况下,首相坐直升机去视察,这只能说是初期处置失当”。菅直人则强调:“我认为把握现场情况极其重要,向第一核电站指挥人员询问情况,有利于此后的判断”,“因视察延误的指责完全不对。”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的解释是:“因为收纳容器压力上升,置之不理的话,恐怕容器被破坏,首相和我决定进行排气,督促东电执行。但是,据说因断电排气阀无法打开,最终是手动打开的。”

公明党的加藤修一也指出:“本来就不应该去。应安心待在官邸坐镇指挥,视察反而成了干扰添乱。”菅直人则反驳道:“当时情况是隔一段时间才能收到一些消息,最低限度地把握现场情况十分重要”,“时间虽短,但和现场有关人员交换了意见。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视察也是一线指挥的一种方法。”

在政府和执政党内部也有人认为,在出现熔化征兆的非常时期强行去视察,延误了包括采取应急措施在内的政策决断。事态进一步恶化很可能是由于这次初期应对的失误。执政党内部有人明确表示,“首相的视察耽误了排放蒸气的实施程序”。部分政府官员认为,工作人员因顾及到“不能让在现场的首相遭辐射”,于是现场的排放蒸气工作受到了影响。与政府来往密切的专家指出“耽误时间影响很大”,并解释说错过排放蒸气的时机,也延误了海水的注入。在1号机组开始排出蒸气后约1小时,氢爆就把该机组厂房的外墙给炸飞了。然而,东京电力公司公关部在接受采访时则称,实施应急措施花费较多时间是因为核电站现场辐射量很高,因此进行了认真研究。临时铺设电缆的准备工作也需要时间,与首相来访无关。

真相到底如何,或许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事件的处理中得到什么经验或教训,以警示后人。

“黑色3·11”对日本以及世界的冲击,与其说是地震和随之而来的海啸,莫如说是继之而起的核泄漏危机。人们对地震海啸中数以万计的受害者报以同情、寄予哀悼之外,更是对核泄漏充满了莫名的恐惧和不安,核电站周围部分日本人的“南迁”和大量外国人的“逃离”,均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不用说,东京电力公司这回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似乎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祸首”。

本次核泄漏的发生,除了规模空前的地震海啸的“自然”因素之外,不能不反省的是背后的“人为”原因。东京电力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民营核电营运商,属下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本身存在超期服役、设备老化的问题,最先爆炸的1号机组到2010年3月已经运转了40年,随后爆炸的2号机组也将于2013年7月迎来“40岁生日”,然而,公司还准备延长使用20年而公司最初设计预想运行期限为30~40年。如果大地震的发生纯属偶然,那么本次事故的发生,应该说绝非偶然。因为早在1987年时,福岛核电站3号机组和2号机组都因地震发生过自动停机的事件。特别是3年多前的2007年7月,因新潟县中越大地震东京电力下属的核电站就发生过火灾,并出现过放射性污水泄漏事故。然而,各方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依然在塑造着日本核电的“安全神话”。正如时任东京电力副社长指出的“令人捧腹的神话”那样,任何机器都会老化、受损,此乃常识,“可是原子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却硬说核电站永远都是新的”。

事实上,东电此前就存在篡改安全记录、隐瞒安全事故、提交虚假报告、疏于安全管理的行为。时任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院长的佐佐木宜彦,2002年在处理东电隐瞒安全事故问题时也承认了政府方面的责任。他指出:“不弄清机器受损程度和安全上的问题,不进行合理规制,是玩忽职守。东京电力公司欺上瞒下、管理懈怠,本身难辞其咎。相关法制不完备和政府监管不力亦是事故频发的主因。因此,本次更大的核泄漏危机到来,已经不能说是什么偶然的了。

危机管理机制的迅捷性即迅速启动固然重要,更为关键的是其有效性,即是否有效实施。核泄漏危机发生后,行动迟缓,信息阻滞,是东京电力留给日本国民的印象。2011年3月11日晚上11点多,在地震危机管理中心,首相菅直人和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班目春树、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干部商议后,一致同意“应该尽早排气”。于是,2011年3月12日凌晨1点半,海江田向东电发出指示,令其排气降压。但是,具体能否执行,东电方面没有明确回答。

直到9个小时之后的12日上午10点17分,福岛核电站终于才开始排气。其中,虽有停电天黑难以施工的原因。问题是直到拂晓下达的排气命令仍没有被执行。菅直人到达核电站后咆哮道:“还慢条斯理地说什么,赶快排气!”熟知现场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吉田昌郎承诺进行排气。首相视察之后,现场的状况依然是排气究竟需要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

东京电力之所以没有及时采取排气行动,一是操作规程上虽写得明白但是一旦排气,将会使部分放射性物质排到外边,这在日本核电历史上前所未有。考虑到经营风险,“这对一个企业来说是个过于沉重的决断”。东电这样的意见,也反映到了首相官邸。虽然海江田大臣下了令,但是保安院的态度基本上没变,还是“根本上要由东京电力自己决定”。保安院的中村审议官在凌晨2点20分的集中会见中仍然表示:“最终并没有决定开启排气,过去没有排气的经验,根本上要由经营方进行判断。”实际上,在危急发生初期,政府还是依赖于民营公司的自行处置权。即如若能够恢复系统,就没有必要再行排气。2011年3月12日早上6点,当首次确认中央控制室放射能量约是通常的一千倍时,6点50分,政府才基于《原子炉规制法》等,向东电下达排气命令。在核泄漏危机深化之后的注水问题上,东电同样出于经营成本考虑,不愿马上注入海水,造成废炉,延误了核泄漏处理的时机。

当氢爆炸飞核电站围墙之后,首相向东电干部怒吼:“为何不马上向官邸汇报?发生这样的事情,东电完蛋了!”急不可耐的首相,在自己办公室旁的特别接待室设置了“私设总部”,让东电干部和管辖保安院的海江田大臣在那里守着执勤。某政府高官担心道:“首相责问东电干部和海江田,却不和精通事务的官僚相商,过分拘泥于所谓的‘政治主导’。”首相周边的人指责:“东电、保安院、原子能委员会都不愿正视这个严重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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