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制作：石昊鑫 韩靖 

国家应急广播网上海8月9日消息（记者陈锐海 石昊鑫）一水之隔，两番天地。

水面之上，船难打破了平静。即便在深夜，岸上也是熙熙攘攘。救援人员忙于施救，分身乏术。遇难者家属心急如焚，坐立难安。在落水者生死未卜时，谁都提着一颗不安的心。

深水之下，一片漆黑，万籁寂静。搜救再繁忙，一切也都在阴暗与无声中进行，伸手不见五指，“呼吸声成了最动人的旋律”——在离死亡最近处，它再微弱，也是生命存在的迹象。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工程船队潜水队的60余名救援人员，如同生命的使者，穿梭于水面上下，游荡于生死之间。他们带着生者的期望，一头扎进水里，10米、20米、50米、100米……一点点深入水下，去寻找、靠近失事船只，争分夺秒从死神手中夺回生的希望。这并非一件易事，与“神”同行意味着置身险境，危机四伏。

2018年1月，上海打捞局潜水队在“桑吉”轮爆燃事故中实施救援。（上海打捞局供图）

无论是韩国“世越号”沉船、“桑吉”轮燃爆，还是重庆公交车坠江，遇难船只（车）均由这支成立于1951年的队伍参与救援或打捞出水。身经百战的它，不仅要搜救生命，打捞船只，还要进行水下工程的安装、维护和拆除工作，几乎书写了一部共和国深水救援史。

水下：顶住黑暗 迂回下潜

深海之下是视野以外的世界，人们平常难以涉足。潜水队如何深入其中，又是怎样在海水包围之下抢险救人的？他们置身什么样的环境？长期面临死亡，潜水员对生命是否有着与众不同的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全在黄浦江畔上海打捞局潜水队的训练基地里。

队长胡建迎面走来，他留着寸头，身高一米七，肩宽臂圆，身体很结实。年方四十的胡建在潜水队待了十九年，一年有七八个月在外施工，深知如何与水打交道。这次难得回趟上海，他便抽空跟记者聊起那些藏在深海、无人知晓的故事。

图为上海打捞局潜水员训练基地，摄于黄浦江畔。（央广网记者 陈锐海 摄）

灾难一旦发生，船只或车辆往往困于水中，人更是难以逃生。胡建和队员总要迅速赶赴现场，与时间赛跑，力争从死神手中夺回生命，即便无望，也要带人上岸，送到心急如焚的亲人身边。

了解事发地的水文条件及案发情况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判断落水船只（车）的大致位置，进而潜入水中，一点点去缩小寻找的范围。

悬浮于水中潜水员身连“脐带”，如同婴儿在母体的状态，一呼一吸、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全靠身上三根一百多米长的管道。它们的另一端连着水面的母船，主管道比拇指粗点，主要供气，另外两根管子较细，分别用于测深与通讯。要是在冰冷的海域，潜水员还要多带一根温水管，用来给自身供暖。

一般的潜水爱好者，极限深度约为水下40米。但像胡建这样的潜水员，一旦抵达事故现场，潜入的深度远不止于此，可能是水下60米，也可能是100多米，这是他们无法决定的。

在水下，每下沉十米，胡建要多承受的水压相当于一个标准大气压。这就好比多往指甲盖大的地方压上一公斤东西。越往深处，水压越大，心脏逐渐受到挤压，耳膜也鼓了起来，“就跟坐飞机时的感受一样，需要多做吞咽动作来减缓不适。”

深水处的极端环境限制了潜水员的作业时间。在60米深的水下，他们的救援时长不能超过35分钟，但此后需要花费近两个小时做上浮减压——上浮一段距离，停留在某个点休息，过后再慢慢上浮，给体内的惰性气体提供减压时间，避免被压缩的气体短时间内扩张而堵塞血管，致人暴毙。

深水之处布满黑暗、冰冷与孤独。泥沙俱下，海水一片浑浊，往往两眼一抹黑，伸手不见五指。“人悬浮着，往下看，它像一个大的黑洞，要把你吸下去。”有人说，首次潜水就跟看恐怖片似的，充满未知，让人毛骨悚然，有时一条鱼游过去，人会被吓一跳。

潜水员在韩国“世越号”沉船事件中作业。（上海打捞局供图）

船内：如同迷宫 危机四伏

摸清船只的具体位置后，他们要进行一项“最艰难”的工作——身连“脐带”，进入船舱寻找落水者。

头顶的照明灯打出微弱的光，胡建经常能恍惚看到船只的轮廓。此时的船只往往伤痕累累，船舱内更是支离破碎，东倒西歪的坐垫与柜子悬于水中，被压得变形的铁板成了他前进路上的障碍。他们只能摸出夹缝，钻进“水下迷宫”，靠着早已记在脑中的空间布局图，一个角落接着一个角落找人，“一个都不能漏”。

韩国“世越号”沉船的救援是让人难以忘怀的一次。打捞起这艘载有476名乘客、沉没于2014年4月的大型客轮，胡建和队员们耗费了600多个日夜，光水下作业的总时间就达到1.3万小时。

沉船90度侧翻，一侧舷门窗被压在下方。打捞客轮前，他们要先对300多个窗户进行封锁。被压在底下的一侧最难封，要从上方进入，穿过近20米长的廊道，有时还要在舱内绕更远的路。

船舱内满目苍夷，潜水员进入作业，随时面临“脐带”被缠绕的危险。他们只能一手护着“脐带”，另一只手抓住固定物稳住身体，再用身体推开障碍物，侧身前进。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搬着几十斤重的钢铁丝，来回穿梭于各个楼层，进入到每个房间，把门窗一个个封上铁网。

水流划过他们的皮肤，要是速度低于0.5米/秒，隔着潜水服，凉凉的，感觉还挺舒服。要是水再快些，他们即便负重近40公斤，人还会被“吹歪”，有时甚至被翻了个底朝天。

潜水员在韩国“世越号”沉船事件中作业。（上海打捞局供图）

在“世越号”的一次救援中，意外还是发生了。一名潜水员被急流冲了起来，“脐带”弯着打了个大弧度，挂在船内某处，挣脱不了。水上的潜水监督员得知情况后，一边派人下水援助，一边安抚被困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沉着冷静才能化险为夷。”

由于流速异常快，第一次前往营救的两名队友在水下寸步难行，只能返回后，又带着另外两名队友下水进行第二次营救。

寒风中，退潮的海水推着波涛，汹涌地拍打着船底，也击打着岸上每个人的心。水流带来的冲力不断拉扯着潜水“脐带”，甲板上要8个人才能勉强稳住它。水下援助的队友逆着水流，游动前进，经过两个小时的跋涉，才解除了被挂的“脐带”。尽管精疲力竭，大家悬着的心还是放了下来。

救人：那种难受 说不出来

2018年10月28日，重庆万州一公交车坠入长江。载有15人的车身落入水下75米深处，呈30度角前倾，车辆结构部分受损。

上海打捞局的潜水员一批接着一批下水，在车内找到那些被车顶压住的乘客。潜水员钻入破窗，抱出遇难者，用绳子将其固定后，一起乘坐水笼慢慢潜出水面。那一刻，谁也来不及恐惧。从接到任务开始，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想——尽快完成潜水任务，以宽慰遇难者家属和民众的焦急心情。一切都在争分夺秒中进行。

胡建还记得，韩国“世越号”沉船事件发生后，每逢清明或冬至，总有遇难者家属坐船出海祭祀。他们打着横幅感谢上海打捞局，送给潜水员的中文卡片上写着：“感谢你们为打捞作出的付出。”看着泪眼婆娑的家属，潜水员都知道，他们打捞的不仅是一艘沉船，更是300多个家庭痛心的念想，“那都是他们的孩子，让孩子们回家。”

2018年10月底，潜水队在“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中打捞车身。（上海打捞局供图）

夜以继日，经过86小时的搜救，重庆坠江的公交车被浮吊船起吊出江面。那个黑夜，正逢重庆的深秋，江面弥漫着水雾，岸上响起了致哀的鸣笛声。胡建那些疲惫不堪的队友都脱帽致哀，他们两眼红肿、充满血丝。

尽管经过专业训练，但看到一个个不久前好端端的人一下就没了，还在水中泡得面目全非，胡建内心还是难以波澜不惊。对他而言，那种难受，说不出来。

第一个被找到的遇难者是一个三岁多的小女孩，长得像个洋娃娃，“很漂亮”，但当时她悬浮在公车内的水中，脚朝上，头朝下，双手交叉蜷在胸前，是一副惊恐不安的模样。这让发现她的年轻潜水员一时难以接受。

将孩子送到岸上后，那个潜水员站在旁边，盯着孩子流泪。“这种事谁都接受不了”，胡建的女儿当时也差不多那么大，“尽快把人救出来，至少能缓解家属的痛苦。”

生死：要敢于冲锋 但不能牺牲

入行十九年，胡建见过太多在意外中离去的生命，因而如今看待世界的眼光也柔和多了。在生离死别面前，他理解最深的就是“珍惜”二字。

有人说：“潜水队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胡建不完全赞同这样的说法。作为队长，他希望队员在救人时有不怕艰险、敢于冲锋的精神——他们确实也这么做，但不能真的让他们牺牲了。

“大家都是过命的兄弟，救援时在水下的人只能把后方的一切供给与保障交给岸上的队友，这是一种互相依存的信任。所以，每次下水前，我们都要做好风险评估、应急预案。”胡建说。

2018年10月底，潜水队在“重庆公交车坠江”事故中打捞车身。（上海打捞局供图）

为了保障潜水员安全，提高救援效率，上海打捞局的潜水技术与装备一直在更新。

20世纪50年代初，救援人员用空气压缩机供气，使潜水深度由10米提高到20多米。1956年制造的高压氧舱能治疗潜水减压病，潜水深度提高到水下40多米。即便后来技术一直提升，但空气潜水的人体生理承受理论极限也仅为水下60米，无法满足更大深度的船难救援的需要。

在借鉴国际经验后，2006年，上海打捞局自行开发出潜水深度达103.5米的饱和潜水作业技术，实现了我国饱和潜水技术实际应用“零”的突破。2009年，300米饱和潜水作业技术也被研发出来。目前，他们正在向500米深挺进。

“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更宽广的是我们不退缩的精神。我们要将光明与希望播撒在寒冷与黑暗的深处。”一名潜水员在笔记上留下他对潜水工作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