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那在欧美的婚礼上是非常会少见到塞满钞票的红包的，多数情况下，新郎新娘会列出所需物品的清单，客人按照这样的一个清单来选择礼物，即便是空手而来也不会有人太介意，最大的差异恐怕就是鲜花了，在中国这种徒有其表毫无实用价值的礼物一般只会出现在受西方影响的情人节，但是西方人送鲜花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了，并且发展出适用于不同场合的花语系统，欧美人还非常注重礼物的包装，这恰恰是中国人不太重视的，在这方面比西方更讲究的是邻国日本，虽然送出的礼物大多也都只是啤酒糕点等等这些快销品或者是瓷器、纸扇等等这些稍稍算得上是工艺品的廉价工艺，甚至可能是指甲刀、挖耳勺，但是日本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赠答文化，不同的节日不同的场合，包装纸的选择、礼品绳的颜色、数量和系法都是不一样的。如果不慎包装错误，则是非常失礼的事，日本婚宴、葬礼上也会送出礼金，但是红白喜事的规模要比咱们中国小多了，比如婚宴的一般是在百人以下，受邀者只是平时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按中国酒席布置不到十桌人，那这种规模呢，按照中国的标准你这算什么呀，你这结婚可能都是二婚，通常会被认为是混得不好，缺少人缘或者是你们两个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所以你看婚宴动辄五六十桌，甚至是上百桌才认为是什么呀？（具结）有头有面，跟收入水平和礼金的数额来看，日本人的礼金也是远远不及中国人出手大方的，在日本同样是有过年给压岁钱的习惯，咱们回到过年的这个话题，但是大多数象征性的给几千日元，考虑到日本人的平均收入实在是抠门的谈不上人情压力了，不过日本人在送礼金的时候，有很强的一种仪式感，不同的场合礼金袋的颜色、样式不同，还要套上引绳完整的包装，那礼金袋的外层封套的写法和折法出席人数和关系，还会影响到具体的顺序和写法，那同样中国人的红包一般就是写一个封包者或者是几句吉祥话，仪式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个厚度是不是需要考量一下呢？

主持人：其实在中国，人情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学科范畴的一个话题，在传统社会，社会救济系统建立在相对狭小的熟人社会之上，在东亚的儒家文化圈这个救济系统主要是艺考血缘关系而存在的，那今天中国底层社会的困境就在于人口是从农村向城市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导致人口流出地区的救济系统已经是濒于瓦解，这正是低收入阶层人情支出反倒相对更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你看在没有生活保障的前提之下，在熟人的身上的感情投资，正是为了防止自己失去生存能力之后，能获得救助，像农村的空巢老人如果有熟人照顾，也不至于去找（幺儿子）和（生儿子）了，而在西方国家，则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在工业革命之后，乡村居民大量的向城市流动，人和人之间的亲缘、地缘的关系早就已经弱化了，终结了传统的熟人社会，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契约社会，那资源的分配、矛盾的解决，全都是靠契约来维持的，制度给个人生活带来的不确定性，比中国和前苏联要少得多，从传统悠久的宗教救助组织到二战后稀有普遍的福利国家制度，国民的基本生活，都有足够的保障，即使是福利相对弱的美国，发达的社会救助体系也能让失业者和破产者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准，这导致隔日在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倾向于求助政府和社会组织而不是依赖亲友相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也就更加的简单、纯粹了，所以零文化在西方、日本、韩国等等这些国家更符合他的原始意义，也就是说礼物也仅仅是模拟和巩固亲友关系的一个象征媒介，表达性远远大于它的工具性。其实西方社会的不讲人情让很多在海外的中国人也是挺难适应的，人和人之间都保持着一种彬彬有礼的冷漠感，对谁都客客气气的，但是除非兴趣相投很难发展出真正亲密的类似于咱们中国人这种之间铁瓷一样的友谊，那除了西方社会的契约观念能够清晰的划分出群己权界，更注重保护个人的私有空间，也因为彼此之间确实不需要相互的帮忙，那日本社会于之类似，日本的经常会把那些外表冷漠对人漠不关心的青年称为好青年，这在中国你这孩子是不是就欠揍，是不是家长就会有这样的说法。而在中国的人情社会的显著特征其实就是关系的边界比较模糊，凡事喜欢讲感情，讲义气，把亲近的朋友称为自己人，朋友有难也更愿意倾力相助，不过中国的热情明显是亲疏有别，在美国的街头常见的陌生人之间互相打招呼的情况如今发生在中国社会多半是会被认为是有利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