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器官移植是上个世纪下半叶，由西方国家引入中国的高端医疗技术，但与其他医学高新技术不同的是，移植手术需要一个可供移植的器官，涉及复杂的医学伦理和社会文化传统，在逝者器官捐赠系统尚未完善之前，利用死囚的器官进行移植手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曾存在过，长期以来中国器官移植来源主要依靠死囚，尽管法律规定死囚应自愿捐献器官，但是法律执行上仍存在漏洞，这也是国外拿来攻击中国的一个主要抓手。

为什么当时我们国家就只能去使用死囚的器官？

曾经在中央电视台有一位记者当时问到了中国为什么长期没有公民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一直要靠死囚的来源？当时他们说，外面都是在说是中国文化的落后，当时我就特别反对，因为我说这绝不是中国文化的落后，而是我们这个体制机制，行政管理机制的落后，落后的是领导，而不是群众。

记者：当时我们是没有这种资源捐赠。

老百姓即使想捐献也无门，同时我们国家一直是用死囚器官，你知道器官移植成了个灰色地带，老百姓不敢说，医生也不敢说。

记者：但是需要确实敢说的吧？

需要是，器官移植是要救命，医生也是非常无奈，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没有器官捐献的渠道，只能靠死囚，依赖死囚，如果这个事业是依靠死囚的，它永远是一个灰色的地带，不能变成一个阳光的。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死囚器官的质量是非常不好的，器官来源要求也十分严格的，在刑场上是拿不到这样的。

记者：上世纪80年代黄洁夫获得中山医科大学外科学硕士学位后，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外科做博士后研究，三年半的时间他成为澳洲国立肝脏移植中心外科医师，而且在澳大利亚他亲身经历了器官移植的全过程，当黄洁夫回到国内，在临床一线工作的时候，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器官移植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差距。

作为医生，去第一次跟死囚的器官，您有没有打过交道？

当时也知道这个器官的来源是来自死囚，当时也不是个正式的法规，他是一个医生的要求，跟地方法院形成的一个规定，就是在死囚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去取死囚器官，但是我总是心中有个阴影，一种是供体的，一种是受体的，我是负责受体手术的，就是这个器官来，我把它接上去，所以我从来没有去取过这个。

记者：为什么不愿意接触那一段？

我告诉你，会有一个故事，后面我就好奇，我去过一次，我就看我的那些同事，年轻的医生是怎么取的？可是去了一次我就感觉不行，因为医生是个很崇高的职业，他是救死扶伤，是很纯洁的，是最敬畏生命的，在你的面前看到生命的终结，再去为另外的人生命的延续，而不是这个终结生命的他的自愿让他在阳光下延续，对这个医生精神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记者：医学的技术发展领先于法规和伦理的建设，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的器官移植术逐渐成熟，形成了由知名专家领衔，大批老中青搭档的器官移植群体，作为我国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黄洁夫成了器官移植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2001年黄洁夫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

当您知道了那个器官的来源，而且您不想违背自己做医生这样一个本分，但同时你又是在拯救生命，这个心理是什么样的？

我经常讲饮鸩止渴，非常无奈，我觉得做副部长期间，邱老在前几年，我们在取消死囚器官之前，我接到一个电话，是邱老的电话，邱老当时是90多岁了，中国应该取消死囚器官，这是邱老讲了这个话，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他就去世了，我想这是绝大多数器官移植医生都有这种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