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他那个票当天晚上一秒钟就被抢光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官方授权给一个大麦网还有美团，它的价格比市面还要贵，说白了就是黄牛。

记者在查询几个平台的服务后发现，在购票前消费者并没有办法到自己购买的票究竟来自哪家票务公司，只有进入支付页面后才能看出来从哪家票务手里买了票，消费者很难联系上票务公司。

它是品牌方授权给某一些而且票务公司，后面我让某些人给他们票公司的联系方式，他们都没有给。

假票风波后记者联系摩天轮票务方面，按照其发来的文字说明，摩天轮客服接到落日飞车事件投诉后，立即成立专项处理小组，在尚未确认责任归属前先行启动赔付方案。为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在平台内部展开全面的自查工作，加强平台对卖家的行为管控。摩天轮一位工作人员说。

什么资质我们现在也是对内部的，当中目前已经下降了一千多家，就是在今年的话已经下降了一千多家，资质审核不通过的这些卖家已经下架了，而且我们就落日飞车事件的用户，我们当时当天在72小时之内我们进行了分配的这种赔付的一个机制，就是先行赔付。

但是如何核验卖家资格，如何管控门票真伪，实际售价高于票面价格的问题又是否需要监管，两家票务平台均未给出回复。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认为，票务活动应受电子商务法的规制。

我们电子商务法38条规定的很明确，电商法里面规定只要通过互联网，信息互联网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都是本法调整。但你的卖票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消费关系，我认为受电子商务法的规范，也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规制。

也就是说在售票过程中平台即为第三方也应该承担责任。

作为一个平台经营者，如果对入驻平台的所谓的票务公司，所谓的演出公司，它的资格、它票的真实性如果没有尽到应尽的审查义务，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另外一方面如果消费者买到假票了谁卖的，那么你应该要提供有效的地址联系方式。

此外文化部关于规范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经营秩序的通知中要求，各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执法协作，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由文化部门牵头，公安、物价、工商等部门参加的出票务执法协作机制，对有捂票、屯票、炒作票价、虚假宣传、倒票等违规行为的演出举办单位或者演出票务经营单位，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应该及时的将有关信息抄告当地的公安工商等部门，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处理。邱宝昌认为，这些票务平台上出现的公然炒票行为，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在这个平台里面高价去销售，他如果能够改价格跟票面价值不一样，实际上他就涉嫌了价格欺诈。

针对像假票、黄牛票、增票这样的问题，很多平台在今年以来已经关闭了上千家资质审核不合格的卖家，那么算下来平均每天就要关闭好几家。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体现了平台治理的决心，可是也有一个问题会在我们的心中画一个问号，就这些商家是先有资质才能入驻平台，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现入驻了之后再审，出了问题之后再去关闭呢？其实无论是哪种情况，设施票平台的责任都是不可推卸的。如果是前者，那么出现这么多不合格的商家平台的审核工作就非常值得怀疑，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嫌疑。如果是后者问题就更大了，平台本不该给卖家先斩后奏的特权，这就像电商平台不能任由假货横行，更不可能任由售假的商家未经审核就入驻了。在今年元旦正式实施的电子商务法，在这其中有第27条就明确的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的应当要求申请进入的经营者，提交其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来进行核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且定期的核验更新。也就是说平台审核的义务在申请入驻的时候就应该履行完毕了。

那么在事后确责方面，第一责任人当然是商家，但是平台也有兜底的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明确规定，消费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网络交易平台，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要求赔偿。所以很多电商平台也都明确了，消费者受损先行赔付的原则。这些其实也表明互联网平台的责任范畴，正从避风港原则里的信息撮合者的责任，过渡为红旗法则下的主体责任。可从被曝光的多家票平台来看，假票、赠票、黄牛票平线的背后，暴露的恰恰是设施平台主体责任的缺失。需要警惕的是，以前传统的黄牛都是在线下游走来兜售，倒卖他们的假票，或者说是一些来历不明的票。如果说因为很多票平台的出现，也是为他们提供了隐蔽性和便利性，使得这些黄牛在线上还实现了一个产业升级，显然是长了黄牛的志气耗了消费者财力。这些看起来损害的只是消费者权益，实际上则是对整个票务行业带来了负面影响。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在社会生活中精耕细作，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都搬到了线上，作为线上和线下桥梁的搭建者，平台不能只负责搭桥，而不管桥梁本身的安全质量。确保平台上的商家资质合格可信赖，这才是最基本的建桥原则。对于票平台来说，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只顾着做中间商赚差价，那自食恶果，付出法律责任和口碑耗损的代价只会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