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您的职责是什么？

我是第一批去西班牙的，当时去西班牙之前我们心里面都是惴惴不安的。

记者：担心什么？

因为从来都没有跟欧洲国家搞过这种事务性的打击上的这种执法合作，通过我们前几年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我们了解到很多的国家因为自己本身没有这种受害的案件，他对于这类案件往往是不清楚，不敏感，不了解他是怎么作案的？所以还是很困难的，另外西班牙是欧洲国家，他跟我们的司法制度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寻找切入点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记者：那等于说这种担心在现实整个经历过程中有没有出现？

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心一点都不是多余的。

解说：虽然中国与西班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但到了西班牙，中国公安并没有执法权，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要让西班牙警方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启动侦查程序。

我们到了西班牙，第一天跟他会务的时候，跟警方去聊这些案件，警方很感兴趣，他们说我们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案子，他们确实是对这类案件非常好奇，也非常想把这个案件搞清楚。

我们首先是要启动侦查，联合侦查，那么启动联合侦查我们要反复跟西班牙警官要联系，因为首先他作为一个警察，从打击犯罪这一个角度，他能认同我们的基本请求，我们的基本请求就是说窝点在你这，你要帮我找到窝点抓犯罪嫌疑人，那么他首先基本认同，这个基本认同当时我们前方的同事带着做好的PPT，带着大量的案例向西班牙的警方去解释去沟通去交流，这个阶段可能就好几个礼拜。

因为这种案件作案非常非常复杂，他要真正把所有的链条搞清楚，把怎么犯罪怎么做案的？包括后续怎么侦查搞清楚，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工作组在西班牙的时候花了大量的时间跟警方在沟通这些事情。

解说：在中国警方把详细线索通报给西班牙警方后，西班牙警方很快就掌握了嫌疑人窝点的位置，据中国公安估算，每40人的窝点每个月诈骗的基本业绩收入在一千万人民币左右，但说服西班牙警方只是工作的一小步。

在西班牙这个国家对这类案件启动侦查，包括开展收网动，每一个环节需要法官的批准，那么最后最核心的环节是法官，那法官我们是不能见的，这样就由西班牙的警察带着我们的请求跟法官反复去沟通，那么这里面我就知道这就很复杂了，没这么容易，警察打击犯罪，在西班牙的警察都不了解这个案件，那法官就更不了解了，那么我们前期建立在大量的案例阐述分析交流基础上，让警察明白了，那法官他今天可能明白了其中一点，他同意这个方案，等到第二天再去看他又看到其中另外一点，他可能觉得这个方案不合适。

根据西班牙的法律，他们如果是要冲击窝点或者是说实行抓捕，必须要事先了解这些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但是像这类案件有非常特殊的一点，就是在我们攻进去窝点之前，就是冲进窝点之前我们不了解窝点里面到底是有谁？

记者：就是我们大陆警方也不清楚。

对，我们可能只是了解其中的一个人身份，但是不会了解所有人的，所有诈骗窝点的人员身份。

记者：那这个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

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做出很多很多的工作，证明他们在实施犯罪，在对中方实施犯罪，让法官确认可以签发搜查令，采取行动，突破了他们以前的办案上的这种传统或者是要求。

所以我了解到我们同事在前方，今天一个方案，明天警察回来说法官不同意，所以我们同事在前方连夜要研究另外一个方案。

在西班牙可以说一开始一切都还是未知数的时候，可以说是悲一天喜一天，作为中国警方非常热切的希望西班牙给我们提供支持，启动侦查的这个心情，这个压力在我们身上是体会特别深，我们每天都去找西班牙的警察去谈案子，然后每天都催着他们要去跟检察官，法官去汇报这个案件，说明这个案件，结果就是今天好消息来了，说可能差不多了，明天又说不行了，还要等一段时间，所以每天都在煎熬过程中度过。

解说：从2016年7月初赶赴西班牙，前后持续五个多月后西班牙警方终于拿到了采取行动的所有手续，2016年12月13日，西班牙警方出动警力六百名，中方出动警力一百名，对位于西班牙马德里，巴塞罗那，阿里肯特等地的13个诈骗窝点同时展开抓捕行动。在两国警方在西班牙展开抓捕行动的同时，远在北京的公安部刑侦局大指挥室里也是灯火通明，前方开展工作面临的重重困难和障碍，作为大后方的指挥部都感同身受，对前方提出的需求指挥部会在最短的时间做出回应。

记者：这些艰难的状况回到国内的话，对你们而言需要怎么样的一种辅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