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要在祖国的伟大建设工作中来培养我们的爱情，这句话挺好的，特别有革命主义浪漫情怀。

这个年代的表达方式。

记者：真是的。

我爸在俄罗斯。

记者：这时候在俄罗斯写信的时候寄的照片，后面都有呢，这个是10月10号在大连。

这是他已经走了，我从北京回到大连上班了。

记者：寄给远在莫斯科的方舟，好漂亮那时候。

解说：1951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学生，顾方舟被派往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学习，临行前包括顾方舟在内的375位青年参加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欢送宴，周恩来总理勉励大家奋发学习，并留下16字赠言，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努力学习，为国争光。到了莫斯科之后，顾方舟师从苏联著名的脑炎病毒专家列克维奇教授，经过四年多的学习，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之后回到了祖国，顾方舟被国家派往北京昌平的流行病研究所，主攻脑炎的研究，1957年一纸调令，顾方舟又被派往上海。

当时有一个苏联专家叫索克洛夫，他们有一个研究项目，他在苏联的时候他知道中国有个顾方舟，他需要助手翻译，他就向卫生部指名提出来我希望顾方舟调到上海来做我的助手，卫生部就找了顾方舟，这索克洛夫他是研究小儿麻痹的，顾方舟就提出我光杆一个人去不行，我得带助手，这时候我们就一个小组，脑炎小组七个人都到上海了，到了上海，我们的任务是做小儿麻痹。

解说：1955年江苏南通爆发了一场奇怪的疫情，整个城市总共有1680人不幸感染，这些感染者大部分是儿童，其中有446人死亡，他们共同的症状是瘫痪，疫情发展很快，从南通到青岛，上海，南京，济宁等大大小小的许多城市纷纷告急，一时间恐慌情绪在蔓延，人们谈之所变，许多家庭终日闭门谢客，这个疾病学名叫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当时作为科研小组的成员李以莞和顾方舟一起到达了江苏南通。

记者：什么样的状况？

街上就有很多拄拐的，有些是孩子，爸爸妈妈抱着到医院来求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当时既没有药可以治，什么都没有，没有办法。

记者：您和那些患者交流过吗？

交流过，我们经常到医院去收集标本，收集患儿的粪便，我们收集来粪便就是为了分离病毒做研究。

记者：您那时候注意到顾老的整个情绪变化吗？

他也很着急，有的家长背着孩子来找他，说顾大夫你给我看看这个孩子，老顾就说我没有办法，我治不了你，不是我治不了你，谁也治不了你，现在没有办法。

记者：一是面对患者无能为力的时候可能是最难受的一个阶段是吗？

当时可以说一穷二白，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流行的是哪个毒株？有几个型？流行病学的情况怎么样？托儿所里有多少孩子感染？有没有抗体？

解说：在脊髓灰质炎肆虐的50年代中期，顾方舟被国家指定专门研究这种可怕的疾病，当时国内除了少数几个专家外，大多数人对这种疾病几乎一无所知，医生的诊断也只能依赖患者的临床表现，比如发热瘫痪等，误诊率比较高，更要命的是就算患者被准确诊断感染了脊灰病毒，也无法确定是感染了哪种类型？

记者：那时候国家对顾老有明确的指示和任务吗？

我们刚去的时候，小儿麻痹疫苗在国际上的形势还不明确，所以卫生部当时看国家形势流行病学发病这么严重，所以派他到苏联，你去了解一下国际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回来要把中国的问题要解决，走的时候周总理对他也是说这个事情你要做好，他也跟周总理说了，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责任，只要我们能够研究出疫苗来给全国七岁以下的孩子都吃上疫苗，我们就能把这个病消灭。

解说：国家再次把顾方舟派到苏联学习，当时预防骨髓灰质炎的疫苗分为两种，减毒活疫苗和死疫苗，两者各有优劣，活疫苗的药性强，效果显著但风险比较高，弄不好容易伤到人类自己，死疫苗相对温和，倒不至于伤到自己，但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并不好说，顾方舟这次前往苏联的目的就是考察死疫苗。

他到了苏联一看这个情况，死疫苗不适合我们国情，死疫苗是注射的，当时除了美国，其他的国家还都没有，在美国打一针是10美元，小儿麻痹有三个型，一型不能免疫二型，打了二型不能免疫三型，要求全部免疫，一个人至少要打三针，在中国当时60年代的时候。

记者：经济承受不起。

国家没有这个力量，我们免疫的工作全部是全民免费的，活疫苗是口服的，效果也不错。

记者：成本会很低？

成本也低，生产过程也比较简单，但是唯一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它是活毒。

记者：这个活毒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