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西北地区鸦片的泛滥并非人民自发形成，而是在政府主导下产生。1922年，甘肃省督军陆洪涛为了扩军筹饷而大开烟禁，征收烟亩罚款。靖远县知事张景星私自开烟禁，每亩摊派罚款六元，全县收入竟达十八余万元。凉州镇守使马廷勧、陇南镇守使孔繁锦等在各属地区大种鸦片，搜刮甚巨，还派收不种植地区“懒”款。1924年，甘肃省的鸦片种植“是得到官方公开的鼓励的。秦州陇南防务督办康西林，多年来都是强迫种鸦片的”。1927年，“刘郁芬令全省继续种鸦片，既设立禁烟善后局、禁烟督査处、戒烟所、烟亩罚款处、征派烟亩罚款，又对不种烟地区罚征‘懒’款，每年各项捐税，多至四百余万”此外，鸦片的大量种植以及鸦片贸易的猖獗必然导致大量“烟鬼”的产生，烟毒的长期侵蚀使得成年男子的劳动能力逐渐降低，身体素质越来越差。这类人及其他们的家庭极有可能丧失积极应对自然灾害和抵御疾病的能力。一旦遇到大的自然灾害，这群人很难生存下去。

任何重大灾害的发生，固然有其不可否认的自然因素，同样也有不容否认的人为因素。这样的人为因素当然包括各个方面，而政府行为的缺失或不当，往往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这些因素，在灾害发生之前往往不为人察觉或重视。一旦灾害发生，就会以一种极端的形式暴露出来。海原大地展发生后，突显了一个管理混乱、职能缺失、失去民心的政府带给人民的伤害。如果这场灾害发生在21世纪的今天，以我们党和政府的团结力以及处理问题的高效率，一定可以避免很多悲剧的发生。因此，人类社会要想有效地减轻自然灾害带来的伤害，就要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在灾害中，各级政府要以人为本，更要有组织和协调各方的能力，保证各项救济措施可以髙效、有序的进行。

地震发生后，如果社会各界能给予灾区及时和全方位的救助，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人员的伤亡和经济财产的损失。然而，民国九年（1920)海原大地震后，北京中央政府内部正忙于争权夺利，并未重视和积极部署救灾事宜。政府的不作为不仅延误了救灾的最佳时机，而且未实施有效的救助，使得地震造成的灾害程度加深。当时隆德县志在震后“有一半年后出尸者，躯体无损，盖当时本来未即死，久则闷死者也”。解救被困人员尚且困难，“当时牛、马、羊、豕闭置窑屋或陷裂缝五七日后，犹闻鸣声，然无力开掘，听其闭死而己”。由此可见，本来有很多灾民和牲畜是可以存活下来的，皆因无法得到及时救助而毙命于天灾之中。

对地震灾情最早的报道来源于新闻报纸。地震发生一个星期后,陆续有报纸刊登了有关地震的消息。两个月后，各大报纸开始全力报道灾区情况，登载各地的救灾消息，并且为救灾活动募集钱款、督促政府救灾，传达灾区人民的心声。国内主要有《中国民报》、《晨报》、《民国日报》、《大公报》、《申报》、《时报》、《盛京时报》、《大陆报》、《新闻报》等报纸报道了这次大震。就像之前所讲的，1921年4月，北京中央政府才开始派人员到灾区实地了解情况的。因此可以说，媒体的报道成为社会各界了解震后灾情的窗口，也主要是媒体的力量迫使政府去关注灾区的受灾情形。震灾发生于1920年12月16日晚8时左右，《时报》12月22日报道：“兹接湖北、河南、陕西、山西、甘肃、直隶等省来电，均有地震发生”。同一天，《晨报》亦记载河南开封的地震情况，“开封快函云十六日晚八时三十分，开封发现地震……据警察厅调査，此次地震，尚甚轻微。省垣震倒房屋十余间。谣传中牟米仙镇一带，震动稍剧，伤人甚多，唯尚未得确报云”。但是，由于重灾区地处西北，交通不便、信息阻塞，人们只知有地震发生，但并不了解地震发生的具体状况以及重灾区的实际情形。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引更多的社会人士来关注这次地震。

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为您讲述发生在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我是百宁，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