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到1349年春天，黑死病又突然从法国加莱地区進入英吉利海峡群岛。听到报告后，惊恐万状的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听从御医的建议，下令禁止全国人民捕鱼。但即便如此，仍无法阻挡瘟疫的入侵。很快，黑死病以空前的速度长驱直入大不列颠，并迅速蔓延到英国全境，甚至至最小的村落也不能幸免。

在英国农村，劳力大量减少，有的庄园里的佃农甚至全部死光。而城市里因人口稠密情况更加恶劣。到5月份，伦敦原有的5万居民只剩下了3万，直到16世纪才恢复原先的数目；英格兰当时的第二大城市诺维奇的常住人口从12000人锐减到了7000人，从此再也没有能重现往日的辉煌。而在著名的牛津大学，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死掉了！3万名教职员和学生死的死，逃的逃，一年之后只剩下了6000人。当1351年疫情得到控制之时，英伦三岛和爱尔兰已经损失了它们总人口的40%左右，这远远高于它们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总损失。

在英格兰瘟疫肆虐时，苏格兰人也跑来趁火打劫。当他们听说英格兰人中间正在流行着瘟疫时，以为他们的诅咒终于应验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诅咒：“让英格兰人遭瘟疫吧！”现在一定是上帝在惩罚英格兰人了。但这个时候，死神也降临到了他们头上，在几天的时间里就死了5000个苏格兰人。剩下的人准备返回自己的家园，却遭到英格兰人的反击，死伤又过大半。

黑死病对欧洲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地位，并因此使得一些少数族群受到迫害，例如犹太人、穆斯林、外国人、乞丐以及麻风病患。生存与否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产生了“活在当下”的一种情绪，如同薄伽丘在《十日谈》之中所描绘的一般。

没有人知道这场瘟疫到底杀死了多少人，后世的学者通过不同的方法估算出，欧洲当时的人口约减少了25%到75%。挪威奥斯陆大学的一位历史学家说，1347年欧洲有8000万人，6年后变成了3000万。此后300年间，黑死病还曾多次爆发，可能总共杀死了多达2亿人，直到1670年以后，谢天谢地，它神秘消失了。　

不止是欧洲，作为距离黑死病发源地更近的中国，在长达三个世纪里，也一直在饱受着他的折磨，正如前面所说的，蒙古大军用这种恐怖的“武器”攻陷了加法，同样的，为了追求胜利而不择手段的蒙古军队挥舞着这把邪恶的双刃剑朝向了中国大陆，继1127年金兵围攻汴京，汴京发生鼠疫之后，1232年来自蒙古草原的元兵围攻金人治下的汴京，城破之后，紧接着也是一场大疫。

然而悲剧只是刚刚开始，1232年的汴京鼠疫仅仅是13世纪鼠疫大流行中的一个环节，一次事件。伴随着蒙古骑兵的征战，中国境内发生大规模的鼠疫流行。 蒙古骑兵对于南宋的征服是从西部开始的。就战争的规模而言，宋元之间的四川之争最为激烈。1257年，宋元军队在四川合州钓鱼城展开激战。 元兵围城五月不下。农历七月，蒙古“军中大疫”， 传染病暴发。蒙古大将蒙哥束手无策，不得不“用酒来对付霍乱”，却未能控制疫情的发展。七月上旬，蒙哥病死军中。这里说的“霍乱”其实就是鼠疫。自此随着蒙古军队的铁骑，鼠疫在数年之内就横扫了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开始了中国长达几个世纪的黑暗时期。

嘉宾：路况速报京津冀湘易堵路段扫描，北京市高速重点路段，大广高速进京方向榆垡南站至西黄垡桥通行正常。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北沙滩桥至上清桥通行正常，天津市高速重点路段京冀州高速公路宝坻北互通附近通行正常。河北省高速重点路段，京昆高速石太段井陉西站通行正常。京藏高速京张段东花园主线站通行正常，湖南省高速重点路段，京港澳高速与雨花收费站通行正常。

李冰： 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或者还应加上一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被人们忽略，他就是“小小老鼠”，1644年农历三月十五日，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明朝总兵唐通出降。3月16日大顺军到达昌平，昌平的巡抚何谦逃走，总兵李守荣自缢。17日闯王到达阜成门外将北京城包围，这时候的李自成令一位投降了自己的明朝太监杜勋入城，要与崇祯皇帝朱由检谈判，在17日的夜里，杜勋向北京城头用箭射了一封信，说明他要见皇帝，太监王承恩将他用绳子系了上来。杜勋告诉崇祯帝，李自成开出的条件是：割西北疆土给他，他另立为王，另外，再给银两100万两犒军，他就可以暂退河南。

接下来发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队伍势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检仓皇出逃，在故宫后的景山吊死在一棵老槐树上。

历史在此留下了疑团：以李自成的实力，打败眼前的明朝军队已经根本不是问题，又何必开出“西北王”的谈判条件？如果朱由检真的答应了他的条件，他还真退兵不成？

就在李自成进军北京的路上，二月里，他曾在宁武关与明朝军队有过一场激战。那一仗，明朝守军不过几千人，李自成的人马有几十万，但明军守将周遇吉拼死抵抗，大顺军还曾经中了明军的计，一下子折损几千人。最后李自成用人海战术，前仆后继以数万人的代价，才拿下宁武。

惨胜之后，李自成心有余悸，前面的关隘还有很多，都这样打还受得了？不如先班师回西安吧。不料就在他们想退之时，忽然又收到明朝大同和宣府的总兵的降表，于是又改变计划，决定继续向北京进发。

所以，或许也可以这样推论，连李自成自己都没想到，北京城拿下得如此轻易。他在宁武关遇到的只是一员总兵官的部队，那么防守京城的，岂不是明朝最精锐的御林军。但有的史学家认为不是李自成，其实是小小的老鼠消灭了明朝。

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疫病蹂躏的鬼城。后人在讲到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这段历史时，往往都注重讲政治大势，军事攻防，历史学家们很少有人关注到这场发生在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643年）北京城的惨烈大疫。

1997年，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曹树基教授在他的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中，提出了明末华北地区流行的大疫实际就是鼠疫，在2006年他与李玉尚合写的《鼠疫：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又对此观点进行完善补充，明确提出“老鼠‘消灭’了明朝”。

曹树基的史料根据，大部分来自华北一带清朝末年的地方志。根据他的勾勒，这场大疫，是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间流行，发源地大致在山西的兴县，然后到大同，再到潞安。接着，鼠疫传到陕西的榆林等地。崇祯十四年时，大疫传到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那里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的记载。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发生大疫。

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曹树基查到的地方志记载和明人当时的笔记，人们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疙疽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有一个叫吴彦升的官员，刚准备去温州赴任，他的一个仆人死了。他命另一仆人去棺材店买棺材，久久不见回来，竟然死在棺材店里。有一对新婚夫妇，婚礼之后，夫妇坐于帐中很久没有出来，打开帐子一看，夫妇两人死于床的两头。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这场鼠疫，发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

台湾的著名明史专家邱仲麟，于2004年在《明代北京的瘟疫及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一文中，对北京的这场大鼠疫有更详细的描述。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

鼠疫爆发的这时候，政府还能做点什么，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虽然在崇祯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发了，直到了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可以想象，这时驻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怎能幸免于瘟疫。邱仲麟写道，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当李自成的部队到达西直门时，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怎能抵挡的住，当时的明军躺在地上不肯动，军官“鞭一人则一人起”，可是这个起了那个又趴下，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全无斗志也罢，或许，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所以台湾明史专家邱仲麟也很同意上海交通大学曹树基教授的看法，崇祯十六年的大鼠疫，间接造成了北京的沦陷与明朝的灭亡。

但是，这里仍有疑问。首先就是，李自成的队伍攻进一个大疫之城，他们自己难道不会被传染？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清军呢？李自成仅仅在北京呆了42天，接着是另一拨改朝换代，清朝人进来在北京建都，他们不会感染上大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