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3月1日，北京输入性第1例“非典”病人，到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撤销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北京市经历了3个多月的应对与处置“非典”时期。

这期间，由于“非典”疫情，给北京带来了极大的影响。4月到5月初全国的“非典”病例持续攀升，北京市每天多达90至100多的新增数字更是让人触目惊心。于是，以往每个“黄金周”里总是人满为患的城市，第一次遭遇了别样的冷清。王府井、西单等商场里，卖东西的远远多于买东西的，数字表明，北京百货销售额下降了73.05%。一个新名词由此诞生“目标购物”，指的是极个别的来去匆匆，决不久留的购物勇士，讨价还价货比三家的情景无奈地成为昔日繁华的追忆。

餐馆大多店门紧闭，有的挂上了“内部装修”之类的隐讳字牌；地铁乘客寥寥无几，让巨大的地下空间显出了几分阴森；电影院最惨的时候一天只有3个观众，正在北京院线上映的好莱坞巨片《指环王2》创下了环球最差票房纪录。

“非典”给向来是旅游大市的北京带来深重的影响，据统计，“五一”期间北京的旅游收入下降99.1%。平日里饱受塞车之苦的北京，交通畅通无阻，相应而来的就是物流经济的大幅下跌。

“非典”给学校教育带来了冲击。由于“非典”的爆发，内地6月中旬前的雅思考试推迟了，2003年研究生复试推迟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也无可奈何地顺延了……

但是毫无疑问，SARS事件后，北京市从多个方面吸取了教训，包括加强对疫情的监测和预防，避免“非典”疫情再次发生，充分公开信息并培育公民应对突发事件的意识，强化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建立全方位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以及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与处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

这次事件中，也有很多信息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

（1）面对疫情及危机政府部门的处理机制有待健全

从这次疫情对整个中国地区的巨大影响和波动来看，不得不承认，我国的疫情处理机制还显得较为落后和脆弱。从2002年11月广东发现第一个“非典”病例，到卫生部门正式承认“非典”的存在，花了3个月的时间；卫生部门对“非典”流行之所以反应迟钝，主要是因我国的疫情及危机处理机制不健全所致。

（2）政府信息公开与媒体真实报道的必要性

当疫情已经到了被国际卫生组织定为疫区的时候，我们的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依然报道北京是安全的，疫情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极大地混淆了视听。因此当4月份，政府透明、公开地报道“非典”疫情的时候，好像是突如其来的灾难数字使广大民众产生了极大的恐慌。但是也正是政府和主流媒体之后终于坚持科学、正确的报道，使得人们最终稳定了下来，并积极配合卫生和医疗部门战胜了“非典”。

（3）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应贯彻依法办事原则

我国早已颁布过《传染病防治法》，但包括《传染病防治法》在内的许多法律过去并未受到应有的尊重，以至于许多人士在“非典”爆发后呼吁立法，殊不知这一立法早已颁行全国；“非典”爆发后一度出现的问题，表明了不依法办事是要付出代价的。“非典”防治过程对法律规范的客观需要，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依法治国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理念和非常具体的实践，它不只是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与标志，同时也是解决现实问题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导致利益多元化格局条件下的各种复杂问题的依据与保证。

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为您讲述：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第2集，北京抗击SARS事件。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我是百宁，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