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宗教原因，也可能是民俗习惯的因素，我们的队员除了适应，别无他法。医护人员只好在大树底下进行常规的医疗工作，测量体温，问病史，发药，以此保证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治疗，尽管他们不配合治疗。

防控组护士长王新华说：“在这里，很多患者对埃博拉病毒几乎一无所知，医护人员一旦离开，他们就会走出病房，有的甚至相互串门，防控工作有着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单间隔离仅仅是防控交叉感染的一个方面，想要真正实现留观患者‘零交叉感染’，必须做深做细患者的教育管理工作。”为此，医疗队马上在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中心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把埃博拉疫情的防控知识制作成卡通宣传画和温馨提示，张贴在病房的醒目位置，使患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避免扎堆儿造成传染扩散；每间病房都配备洗手液和消毒剂；保洁人员及时回收处理医疗废弃物，每天对病房和卫生间进行消毒；污染的医疗垃圾和阳性患者使用过的一次性物品，也及时焚烧和掩埋。

治疗，防护，教育，缺一不可。

在塞拉利昂，队员们的劳动强度是超乎想象的。队长李进说，有时候，医护人员每天进入病区多达5次，有时单次工作时间要长达2个半小时。为确保医护人员的绝对安全，医疗队要求医护人员把每一次进出病房都当作是“第一次”，必须严格遵守工作流程和防护规定，严格执行穿脱防护用品的36道流程；每次进出病房，至少两人同行，以便互相检查和监督；每一件防护用品穿脱动作、每一个防护注意事项，都要做到一丝不差。

下面是队员们工作日志中记录的一些片段，从中能体会到他们在抗击埃博拉中的艰辛。

2014年10月2日

7:30，李进队长、孙捷教导员送第二组牟劲松、李因茵、张悦等3 名队员到医院与第一组交接班，接第一组人员返回宾馆休息。

17:00，接诊第三批转运患者4名（1 名男性、3名女性），其中48岁男性和50岁女性患者病情较重，其余2名患者病情较轻，根据病情给予了相应的药物治疗。至此，接收埃博拉留观患者已达11名。昨天接诊的7名患者尚未进行血样检测，继续留观。

全天，医师组和医疗保障组继续对塞方增派的第二批22名护士进行防护用品穿脱流程、上班行走路线、手卫生、工作流程等内容的培训。

2014年10月3日

7:30，李进队长、孙捷教导员送第三组王冶、陈素红、吴尧等3名队员到医院与第二组交接班，接第二组人员回驻地休息。王冶查完房时，用时已经超过1个小时。

11:30，救护车又带来了2名患者（1名男性、1名女性），其中65岁的女性患者病情较重。是接诊还是等待下一班？时间就是生命，来不及犹豫，也不容商量，王冶仔细地询问了病人的症状，认真地下完医嘱。此刻，对讲机里再次传来了同伴催促的声音，他已经工作超过一个半小时了！王冶完成任务后，走到缓冲间，这时候，他已经出现了气闷的症状，一步一步脱下防护服，摘口罩时，口罩里面积存的水哗地一下流出来，此刻的王冶，已经因为缺氧而脸色发青了。

2014年10月4日

7:30，李进队长、孙捷教导员送第四组闫涛、吴丹、刘丽英等3名队员到医院与第三组交接班，接第三组人员回宾馆休息。

昨天送检的7份血液标本结果已检出2人呈阳性，确诊后将2人安排住进同一间病房；5人阴性，被排除。

15:00，接诊4名自行前来的留观患者（2男 2女），最大的51岁，最小的38岁，其中1名男性患者病情较重。至此，共接诊埃博拉患者21名。下午，除1名男性患者不配合外，其他12名患者全部采集血液标本送检。

18:00，塞方卫生部标本采集队来院采集其口腔标本，结果待确认。

收治的病人中，有一个孩子名叫卡比亚，他是跟妈妈一起来的，是10月1日开诊那天收治的患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当医护人员把母子俩从救护车上扶下来的时候，他们已虚弱得无法站立。8岁的卡比亚很瘦小，生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而这双大眼睛里满是恐惧和无助，这让队员们痛惜不已。

更让人伤心的是，就诊后的第四天，当队员们走进病房去查房时， 惊讶地发现卡比亚的妈妈瘫倒在地上，而卡比亚则蜷缩在离妈妈2米远的地上，那双让人难忘的大眼睛中，还保持着痛苦、悲哀的眼神和尚未流出的泪水，一动不动地凝望着自己的妈妈，就像是一尊静止的雕像，那么让人心痛。这时，队员吴丹意识到，可爱的卡比亚已经离开了人世。在死亡之前，他曾经努力地挣扎过，想爬回到妈妈身边，寻求母爱的安慰，直到生命消逝的那一刻。而作为母亲，卡比亚的妈妈不但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甚至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她也危在旦夕、命悬一线，又怎么顾及自己的孩子呢......

虽然大家竭尽所能地对卡比亚的妈妈实施治疗，但仅仅相隔一天， 卡比亚的妈妈也被埃博拉病魔无情地带走了。

国家应急广播—应急档案，今天，为您讲述：大国担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疫情纪实，第10集，打响抗击埃博拉疫情“第一枪”。今天先说到这，也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我是百宁，明天咱们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