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他不仅没开上车，检车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太久，作为最擅长美术的检车工，王福春最终当了个工会宣传干事。

王：1977年文革一结束，拨乱反正，开始技术大练兵，表演赛，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工会开始评劳模了，我们工会主席这么说的，他说你上车间把劳模拍一拍，因为我是搞宣传嘛，当时也没有相机啊，我到技术室借了一台海外相机，海外相机是双镜头的嘛，完了开始拍，拍完以后觉得挺好，就从那次以后，一年下来以后拍了好多东西，解放服，解放帽，技术大练兵，技术表演赛，当时没觉得怎么样，现在一看都是历史了。

记者：就这样拍了一阵，王福春当上了摄影师，他说自己很幸运，在相机还是个稀罕物件的年代，单位买设备买胶卷让他拍照片，铁路工作又让他有机会反反复复坐火车，拍火车，观察乘客们的旅途生活，抓取他们生动的瞬间。

王：我的职业是我的感情，对铁轨奔腾机车车厢里的人，对铁路的感情，而且那时候铁路职工工作证免票，坐火车也不花钱，通勤上下班我拿相机，都是无意识状态，每次洗片子很多，天天看，觉得挺好。70年代，80年代没有专题一说，过去都是沙龙，当然对我来讲，我就形成了一种模式，什么模式？记录社会生活，因为我喜欢我就坐火车，兴致来了以后一下子坚持到底。

记者：王福春的镜头记下从1978年起的40年间列车上的人生百态。在拥挤闷热的车厢里，在流动喧闹的人流中，王福春看到了生活的底色。

而且那个时候，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摄影是少数人玩的，而且你拍片不太介意，火车是个临时社会，而且四面八方的乘客都来了以后，人没有防范意识，都很亲情，就是有酒同喝，有烟同抽，那时候都非常好，但是现在环境非常好，但是没有故事，全车厢低头族，再一个就是人们防范意识太强了，就是昨天我坐火车两个报警了，没办法，回归不了了。

记者：听您这个意思，还是以前片子好拍。

王：以前好，因为过去车厢里头易超员，人满为患嘛，打工的，出差的，企业推销员，大学生都坐火车，本身车速低，都是严重超员，超员200%，整个行李架上，地上全是人，我1995年从格尔木要到西宁，又坐武汉，长沙，由低海拔到高海拔，高海拔下来以后到火炉，汗出的，外边三十八九，车厢里四十多度，那时候风扇，没有空调，而且风扇扇的也是热风，整个抽烟，臭气味，汗味，熏的喘不过气来，最后晕倒在车厢里头，完了以后脑袋上起了一个大包。

记者：那种年代当中，您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