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奇：我们现在也经常提到有一个技术手段就是比如说，DNA比对的采样的技术，现在这个技术在实际的侦破案件当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张永江（音）：打拐DNA库在破获打拐案件的上面作用非常大。我们把它叫做打拐的利器。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与说我们的孩子不是一出生就去采集这个DNA的。它主要的作用在于哪呢，就是也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喜欢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善后工作。就是我出了事，我再去想解决办法。

张永江（音）：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在马路上被，就是在乞讨，那么有人举报了，警方过来吧这个孩子带过来采集，采集他的DNA放在这个DNA库里面去比对，这个DNA库里是谁呢？就是丢了孩子的父母的DNA。

张永江（音）：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人举报了，说：“我们家邻居家的孩子可能是买来的，那把这个孩子带过来采个DNA。” 所以你看就是说我们在DNN打拐上，一定是先有线索。我现有可以的对象，我才能去做比对。我是说把全国的孩子的DNA都拿来放去比对，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可能真的没有拐卖这件事情可以存在了。

修奇：其实也是一个办法但是成本我觉得太高，我觉得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做这个一个采样。还是回到这个电影《亲爱的》当中我关注到很多细节，比如说当时哪个孩子会对生身父母家庭当中，其实他是有一定的逆反和排斥的这样一个心态。像这个的一些心理问题，我们平时有一些关注或者是解决的办法吗？

张永江（音）：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必然的问题。如果大家对于被害人学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会知道被害人学当中有一块内容就是，受害人与被害人之间会形成一种关系，它叫“斯德哥尔摩”格式。

张永江（音）：其实就是说，这个孩子因为长期依赖于这个父母，就是他后来收买他的这个父母，提供他的衣食住行。包括他的行动自由，所以会形成一种事事上的依恋关系。就是说我会特别听这个家长的，就是后来这个父母的话。然后我甚至与不愿意离开他，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张永江（音）：也是前段时间发生的，有一个小女孩被拐走4个月，回来就不认她自己的父母。就是这种情况都是存在的。其实从心里疏导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将有一些问题是，比如说向心理创伤，因为这些属于心理创伤。这个心理创伤是不可能被抹平的。就是它永远不会被忘记，它永远不会被抹平就是说。

张永江（音）：我好像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有的是什么呢，只能做到的是他会把这件事情放下，就是可能去触碰它。一有类似或相关的情景或者问题触碰到他这一块的时候，他还会回到他原来的那种状态，所以在心理疏导上其实。我记得中和元那边我们在座防拐卖这些案件或者是这些事情的时候，包括在灾后地震这些大的灾难之后的一些援助上，我们也特别看重心理援助这一块，我们也会去找相关的专业人士去给予一定的心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