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在巴布达小学外的院子里奔跑（安托万·塔迪Antoine Tardy 摄）

2011年3月11日，一场9.1级的海底地震引发海啸，席卷了日本东北部200多平方英里的沿海土地。通过电视新闻节目镜头，全世界都看到了30英尺高的海啸浪潮将整个城镇夷为平地的画面。这场海啸造成2万多人死亡，其中老年人受影响最大，57%的伤亡人员超过60岁。当疏散命令下达时，由于身体虚弱和独自居住，许多人根本无法及时逃脱到地势较高的地方。

灾难肆无忌惮地袭来，老年人、青年人、残疾人、妇女、女孩以及其他边缘群体都不同比例地受到影响。他们面临更大程度的脆弱性，可能因其个人情况或社会地位而无法应对。一个人的性别、年龄、身体能力、种族等因素，可能使他们面临更高的死亡或身体伤害风险。

尽管边缘群体存在脆弱性，但在提高社区的安全性方面，他们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在灾害规划方面，老年人往往被忽视，尽管他们拥有宝贵的知识和从过去的灾害中汲取的经验。土著社区也可能根据世代相传的传统知识对灾害风险有深刻见解。

就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登陆印尼西莫卢（Simeulue）岛之前，岛民就已经感受到了海啸前的强烈地震。随即，“烟雾，烟雾”（当地人用来指潮水）的警告声迅速传播开来，人们便前往向山上的安全地带。大家之所以对“烟雾”警告信号熟悉，还要追溯到一首代代相传的儿歌，这首儿歌讲述的是1907年西莫卢岛曾遭遇海啸袭击的故事。2004年，印度洋海啸在印尼夺去了超过15万人的生命，但在西莫卢岛上只有7人丧生。

到2050年，每年因风暴、干旱和洪水而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数可能攀升至2亿多人，而现在的估计人数是1.08亿人。加勒比地区的小岛国家尤其脆弱。在过去的五年中，因风暴和洪水而流离失所的人数增加了六倍。由于连续不断的致命气旋和热带风暴，约有340万人（其中包括76.1万名儿童）流离失所。虽然儿童和年轻人往往容易遭受灾害，但他们也是变革的强大推动者，是他们率先呼吁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来缓解气候变化。在危险易发地区，学校安全计划正在向儿童和青年人提供与灾害相关以及如何备灾的知识，并希望他们将这些知识带回家庭和社区。

在与气候有关的灾害中，女性死亡的概率是男性的14倍。当因灾害而流离失所时，她们更容易遭受人口贩卖、强迫婚姻、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侵犯或暴力行为。2010年海地地震发生后的150天内，救援营地至少记录了242起强奸妇女的案件。营中的妇女还必须与控制援助分配的男性主导的委员会打交道。她们经常被迫通过性福利来进行物资谈判。

妇女和女孩在许多层面上都面临歧视。在父权制社会，种种限制可能会阻止她们离开家庭，与此同时，她们可能无法在为社区制定的灾害风险计划中扮演任何角色。然而，妇女常常是护理人员，她们非常了解自己的社区，因此，应该使其在制定对性别敏感的减少灾害风险计划中发挥领导作用，满足她们的合理需求。

在灾害管理计划中，残疾人常常被忽视。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2014年的一份报告强调，在制定自己的社区抗灾力计划时，实际上只有15%的残疾人得到了咨询。尽管残疾人不是一个同质性群体，但他们应该参与确定与其需求、能力和技能相关的减少灾害风险优先事项。

当贫困加剧，人们被迫生活在易受危险的地区，生计、基本服务得不到保障时，灾害风险就会增加。其中许多是看不见的，也听不到的。全球约有24亿最贫穷的人没有身份证或出生证等正式的身份证明记录，这使他们在灾害来临时，特别是在可能流离失所的情况下，更难以获得重要服务或紧急援助。

灾害及其影响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增加了脆弱性。要想打破贫穷、不平等和灾害的恶性循环，就必须将边缘群体纳入减少灾害风险的进程。包容性增强了整个社区的抗灾力，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挑战社会和体制上的歧视。（作者帕特里克·富勒Patrick Fuller）